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必须向文学史贡献他独特的思想,那些在稳定中又有变化的东西,江苏作家毕飞宇显然认同这一点。因此,他更愿意以莫言《红高粱》作为当代文学史的真正开端。稳定与变化其实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他认为好的作家要有恒定的稳定的价值观,正如郑板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儒家价值观。
四川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阿来认为文化再多元化,也需要一个健康的主流,否则我们会堕入价值观的空茫地带。“文学虽然形式多变但支撑种种人文表达的精神和哲理性的因素都难以跳脱儒道法。”从古至今,文学的表现形式在不断地改变,但文人墨客忧国忧民的主流思想没变,这构成了中国文学的稳定与完善。
“书籍为我们打造出替代性经验,从这种经验中获得的智慧使我们抑制住了冲动,故而书籍给我们带来了稳定性;读一本好书,是与自我一次亲密交谈,提升了自我认知,让人自信而免于自大,通过想象世界中发生的冲突我们能够避免真正的暴力;书中的故事亦令人体会到生命中的珍贵和美丽,不再对我们已经拥有的财富视而不见。”英国作家西蒙提到稳定与变化不仅仅关乎文学,也可以应用到从经济到心理学几乎所有人文社科领域。西蒙认为建立在稳定与变化辩证关系之上的文学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也许是唯一的希望。文学作品的阅读使个人得以缓解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冲突,获得人生的稳定,同时拥有了获得“改变”的自由的最佳机会。
湖北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李修文提出了自己长期以来的困惑,即:我们的写作,为何总是无法与我们置身的时代、我们所遭逢的人事和际遇互相印证;或者说,我们所受的文学训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融入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他试着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觅答案,发现,今日里被我们所供奉的至宝,多半是重新确立的产物。李修文说:南京是先锋写作的大本营,他认为唯有先锋精神才能令传统起死回生,才能使我们重新感受到中国文章的浩大势能,能在今日生活里的重新被激活的可能。
对于这场精彩绝伦的论坛,贾梦玮总结道:“不变”的应该是文学精神,人文立场不能变,不能丧失文学的操守,坚信语言文字独特不可替代的表现力,迎合某种意识形态、迎合市场必然是反文学的。“变”的是人的遭遇,世道人心发生了变化,旧痛新伤需要有新的表现表达。
编辑 : 傅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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