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波里的半生缘

季健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苏中小城，日子像块晒得暖暖的棉垫。我的童年没有游乐场和动画片，没有巧克力和新衣服，却有整条巷的嬉闹——追着晚霞滚铁环、丢沙包，蹲在墙根看蚂蚁搬家，简单得像首没谱的儿歌。

那时的马路边，电线杆上总挂着个方盒子喇叭，“东方红，太阳升”的调子裹着风飘过来，还有毛主席语录一遍遍回响。我背着书包走过，总盯着那铁皮盒子发呆：这声音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像藏着个看不见的人，在跟全城的人说话。

上了中学，上学路远了，单程要走三十分钟。路边的喇叭依旧响着，可步子迈得久了，难免觉得闷。上海的外公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送了个红灯牌收音机——巴掌大，黑亮亮的，方方正正像块墨玉。在当年，这玩意儿可是稀罕物，我揣在怀里走路时，总有人凑过来问：“这小匣子能唱歌？”

从此，那三十分钟的路变得短了。耳机一塞，外面的嘈杂就远了，电波里的声音像条看不见的线，牵着我往前走。放学回家，收音机就成了全家的宝贝。天擦黑时，小院里的竹椅摆成一圈，大人小孩围着它坐定，拧开旋钮的瞬间，整个院子就静了。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开播时，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播《第二次握手》的傍晚，母亲总会把针线筐往边上挪挪，生怕漏了一个字。播完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那苏冠兰后来跟谁在了一起？”“穆桂英挂帅那段真提气！”月光洒在收音机上，也洒在一张张亮着光的脸上，那是我见过最热闹的“家庭聚会”。

八十年代初外出求学，我把收音机留在了家里。宿舍熄灯后，躺在被窝里总想起院子里的场景，便在日记本上写：“今天路过商店，听见收音机在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突然想家了。”那时邻居们陆续买了电视机，花花绿绿的屏幕很新鲜，家里人商量着也想买一台，末了还是姐姐说：“先紧着弟弟上大学，收音机不也挺好？”我知道，他们舍不得的，不只是钱，是围坐听广播时那份踏踏实实的暖。

1985年初春，命运安排我竟真的走进了如皋广播电台的大门。第一次坐在话筒前，手心沁出细汗，当“这里是如皋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出去时，我忽然懂了当年电线杆上的喇叭——原来真的有一群人，在用声音编织一张网，把散落在各处的人连在一起。从播音员到编辑，从文艺部主任到副台长……，三十多年里，我看着录音带变成数字信号，看着广播站变成FM98.3无线电台，可每次调试设备时，耳边总会响起当年红灯牌里的杂音，像时光在轻轻咳嗽。

如今，家里的液晶电视挂在墙上，能搜到一百多套丰富多彩的节目，可我的床头始终摆着台小收音机。清晨去河边散步，它陪着我听早间新闻；夜晚看书时，就让舒缓的音乐淌满房间。有人说这玩意儿早该淘汰了，我却觉得，它像个沉默的老友，装着我半生的光阴：竹椅上的月光，上学路上的耳机线，话筒前的紧张心跳，还有全家人围着它时，那比任何音响都动听的笑声。

电波里的声音还在继续，而我与它的缘分，大概要走到时光深处了。

（封面图片为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