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新作《我的二本学生》：折射中国最普通年轻人的生存状况

黄灯是近几年非虚构写作领域中备受关注的作家之一。2019年，黄灯最新作品《我的二本学生》首发于《人民文学》杂志，作品反响强烈，最近，黄灯的同名图书《我的二本学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对作者任教十多年来所带的几届学生们家庭、学习、就业等方面的观察，折射出中国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以及最常见的成长路径。

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普通年轻人的生存状况

2016年1月，黄灯发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以一个博士儿媳妇的角度，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养老、医疗等基层问题，引发了春节期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并被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家在丰三村》。

这一次，黄灯在新作《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中，关注的是数量众多的群体，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的学生。他们的学习、生活、奋斗和出路，在黄灯的笔下，被真切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黄灯

黄灯是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院长。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一个一个地讲述了她曾走近和了解的学生们的生活，时间跨度从2006年前后直到今年。这些年轻人全部来自她任教的学院——在书中，黄灯将其用“广东F学院”来指代。

在这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黄灯见证了从80后到90后两代年轻人的成长。同时她也深刻意识到：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和成长路径。她写了一个细节，在所有这些学生中，十几年来，从未有一个人给过她“惊吓”——类似于她自己上大学时曾经给过她老师的那种：1992年下半年，新学期开学不久，黄灯一时调皮，想跟英语老师开玩笑，于是趁下课时偷偷往那位女老师讲台上放了一条纸做的假蛇。她记得那位女老师姓符，娇小文静，很怕蛇，被吓了一大跳，当场停课，要揪出始作俑者。黄灯满脸通红地站了起来，承认了错误。不过老师丝毫没有为难她，而她其实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老师才想要开玩笑。“但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曾经像我一样，仅仅因为难以抑制的少年天性，和老师有过一次意外的遭遇。”黄灯写道。两相比对，作者认为最大原因是生活压力的变化：她当年虽然读的也只是一所普通地方院校，但压力比现在的学生要小得多。

跨越十年，关注社会更深远的层面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首先在时间上做了一组对比，这里面有她自己上大学时所在的1992级，有她当班主任所带的2006级和2015级。虽然1992和2006距离的时间较远，但实际上，从毕业后的就业和人生安顿上来说，处于中间的2006级和1992级的差别，远没有和2016级的差别大。造成这种意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升期的就业机会和房价因素。黄灯在考察学生毕业后生活的境遇时，把眼光关注到了社会更深远的层面，并不拘泥于专业、性格、家境等要素，而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指出，在过去二十年中，就业机会和房价高低对年轻人的生活影响很大。

黄灯与学生在一起

黄灯在书中做的第二个对比，是空间上的，也就是学生的生源地、家庭流动情况对学生就业去向和人生目标的设定，将产生一定影响。1992级的黄灯的大学同学，大部分都是一份职业做到底，很少更换流动；2006级的学生因为从小就处于社会的变革中，适应并享受到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福利，比如教育资源的分享，父母打工对于孩子教育投资的支撑等，但同时这些孩子也付出了与父母长期分开的成长代价；2015级的学生已经完全适应了流动性强的生活，偶有例外的孩子，被打工父母带在身边，也会在城市中不停辗转漂泊，这些学生已经想象不出还有不用租房的生活。在这组对比中，黄灯聚焦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尤其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孩子，他们能考上二本院校已经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

第三个对比建立在学生的不同家庭来源上，黄灯在书中专立章节介绍了她班上的“广东学生”和“深漂二代学生”。广东本地的学生，秉承了岭南文化重乡土的观念，一般很少出外寻觅生存空间，毕业时广州深圳就是他们的第一城市选项，还有很多学生愿意考公务员或者回家经营家庭作坊。“深漂二代学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父母早早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奋斗渐渐站稳脚跟，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稳定的学习环境。因为从小看着父母的艰辛，“深漂二代学生”毕业后更渴望一份精致和安稳的生活，父母的小企业，他们根本不愿意打理。这一组对比实现了黄灯对于二十年社会新旧交替中、地域文化与都市文化碰撞中，缓慢与迅疾的复杂追问。所有这些问题和困惑，都构成了她的这些二本学生的个人现实。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黄彦文

校对 盛媛媛

编辑 : 黄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