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武汉抗疫保卫战的影像总结 集体主义话语与电影工业美学的交融

编者按：正在热映的电影《中国医生》，是对武汉抗疫保卫战的一次影像总结，它以写实的叙事基调还原了波澜壮阔的抗击新冠病毒战役。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播电视系主任、南京影视家协会副主席刘永昶，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7期发文认为，影片体现出鲜明的集体主义话语特征，塑造了积极向上、勇于担当的中国医生群像；影片采用了类型化的战争叙事模式，表现了与病毒搏杀的艰难过程以及人们在这一过程当中从未失去的信心；技术流的影像表达让本片呈现出电影工业美学的光泽，场景细节因此具有了很强的视听震撼力。

《中国医生》：集体主义话语与电影工业美学的交融

《中国医生》：武汉抗疫保卫战的影像总结

刘永昶

《中国医生》带着沉甸甸的使命而来，它不会是拷问人性、直抵人心深处的灾难片，那样的话，它的叙事格局会变得局促；当然，它也不能只是慷慨激昂的政论宣传片，那样的话，它就无法以陌生化体验赢得市场。在时代主题表达和艺术形式创新之间寻找恰当的契合点，是《中国医生》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一次，博纳影业公司请来了以动作片擅长的香港导演刘伟强，其良苦用心便也在此。

一、“我们”是医生

放在近年来刘伟强执导主旋律大片的序列中，《中国医生》看起来显然是《中国机长》的续篇——两者的片名也都是以“中国”命名的偏正词组结构。但是，两部片子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机长》的中心句是“我是机长”，而《中国医生》的中心句是“我们是医生”——集体主义话语的叙事架构贯穿全片。

细观电影里的中国医生群像，除张涵予饰演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竞予比较贴近现实生活的真实原型，其余几位主要人物，如袁泉饰演的重症医学科主任，朱亚文饰演的广东援鄂医生，李晨饰演的上海援鄂医生，冯文娟饰演的麻醉科主任，易烊千玺饰演的实习医生等，都是经过戏剧再塑的艺术人物。看得出来，有资深演员与流量明星的加持，导演也在作品中努力凸显不同人物鲜明的个性。比如张院长的倔强，文主任的冷静，陶医生的自负，吴医生的柔软，辛主任的果敢，小羊医生的执着等，都在叙事的冲突与细节的刻画中一一呈现。所有的个体意志都不是走向胜利的决定因素，影片自始至终想告诉观众的：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也因此，演员对于角色的渲染和控制在本片中显得并不太重要。在本片中，几乎所有角色都发挥了功能性人物的作用。以前述影片中的医生角色为例，六位主人公大体上构成了三组人物的对比序列。一是张院长和文主任的冷热对比，张院长“渐冻人”的身体涌动着好男儿的一腔热血，爱憎分明，有脾气更有勇气；文主任则临危不惧、遇事冷静，努力营造井井有条的医疗救治秩序。二是陶医生与吴医生的动静对比，来自广东的小陶是跃动的，不怕冒犯、敢于尝试，聪颖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中；来自上海的小吴则是柔软的，不吝将儿女情长溢于言表，在手术台上他同样也是丝丝入扣、心细如发。三是辛主任与小羊医生的“生”“熟”对比，辛主任是熟手，经验老到，以麻醉科医生的身份关键时刻敢于顶岗、敢于决断；小羊医生是新手，执业之初便经历重大考验，但他也不惧挫折在历练考验中迅速成长。

影片中着力展现的是每一个医生角色的性格侧面。批评者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也许会认为他们不够立体丰满，甚至流于扁平。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影片正像一把渐次打开的折扇，铺展开现实中人们对于一个优秀中国医生的全部想象——他必须有悬壶济世的情怀，也能够有妙手回春的技术；他必须有灾难来临舍我其谁的担当，也能够有一往无前迎接胜利的气魄。作为个体的医生一定是有缺点的，而作为集体的中国医生则臻于完美。因此，影片的叙事意图归根结底是在为中国医生集体塑形——这一意图得到了成功的实现，也让影片在诸多的抗疫影像中脱颖而出。

二、类型化的“战争”叙事

《中国医生》展现的是一场抗击病毒的特殊战争，既然表现对象是“战争”，对于谙熟类型化电影叙事的刘伟强导演来说，他就大可以在艺术想象中，将武汉比作是抗日战争的台儿庄，解放战争的塔山，抗美援朝战争的长津湖，进而展开轰轰烈烈的“战争”叙事。

在叙事空间的控制上，影片镜头聚焦于武汉金银潭医院，这就类似于战争片中常见的主阵地设计。医院内部是相对闭合的空间，用以展现医护人员对新冠病患的生死营救。ICU病房、普通病房、医院楼道、办公室、大厅……影片中的医院空间环境设计达到了所谓“医疗级片场”的水准。高还原度的医院场景既是写实的需要，又能营造出逼仄的紧张感。但“主阵地”绝不是孤立的存在，病患的进出，救护车的呼啸，支援者的进入，志愿者的帮助……都显示着这个阵地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影片设置了穿针引线的功能性人物，比如让金仔这样的快递员/病人的双重角色，穿梭往来于武汉街巷，进而自然地将镜头延伸进不同的社区与家庭；另一方面，影片借用插入了很多纪录影像资料，譬如武汉空城的上帝视角鸟瞰，火神山医院的快速建设，全国白衣战士的千里驰援，央视新闻里的党中央决策部署等，并伴之以字幕的方式进行注解。如此，故事影像与纪录影像的交错呼应就使得影片的叙事格局大大拓展，开放的外部叙事空间构成了全国抗疫战场的隐喻，更让希望的光束不断在金银潭医院这一闭合的内部叙事空间中闪耀。

在叙事时序的把握上，影片并没有刻意地运用复杂的叙事技巧，而是基本遵循了战争片常见的线性时间顺序。先是“遭遇战”，《中国医生》甫一开场，就让医生们面对医院中猝不及防的混乱场景——不明死亡原因的患者离世，大量感染者涌入医院。新冠病毒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然后是“阵地战”，以全院大会医护人员纷纷请战为时间节点，这标志着金银潭医院的战斗开始有组织有秩序，转入了与病毒短兵相接的阵地对峙；接着是“攻坚战”，影片的叙事高潮出现在医生们对于金仔夫妇的救治，一边是生命垂危的新冠患者孕妇能不能生下孩子？一边是年轻健壮的金仔似乎转瞬间就要被病毒夺去生命，他能不能活？这两次生死场上的艰苦战斗最终取得胜利；最后是“歼灭战”，金银潭医院和武汉、湖北、全国各个战场一样转入了对于病毒的畅快淋漓的反攻，不断的数字归零宣告着全面胜利的到来。节节推进的影片战争叙事逻辑虽然略显单调，但却与现实事件流完全契合。这也意味着，之于《中国医生》，其写实再现的诉求远高于戏剧表达的诉求——人们需要从中寻找共同的情感印记，也需要从中汲取面对灾难的力量。

不同于常态的战争叙事，如何化无形的敌人为有形的对手，刘伟强导演的一个策略是通过不断逆转的“战况”事件，来表现医护人员和新冠病毒的殊死搏斗。比如影片开场反复出现的“万古流芳”的裹尸袋，暗示敌人的气势汹汹；病人老张拔管后生命昙花一现而又遗憾离世，凸显敌人的狡诈诡异；重症监护病房里新生儿的呱呱坠地，折射敌人的色厉内荏。这些事件增加了金银潭医院“战场”上的戏剧张力，让观众们真切“看见”医者与病毒的生死对决。

三、影像的速度与力度

其一，用影像的速度来表现救治的生死时速。速度成为《中国医生》的影像节奏关键词。全社会要与水银泻地般的病毒蔓延赛跑，医生们要与重症患者的生命弥留时间赛跑。“奔跑”的动态影像显然是刘伟强最擅长调度的，病人们拥堵在大厅里的慌乱，医护人员匆匆的小跑，流调人员迅疾的寻访，救援人员在城市里的穿梭……影片中，这些人物的行动通常在手持摄影机的摇晃与跟随镜头的紧追中获得了“加速度”。尽管不稳定的画面会给观众们带来视觉上的不安感，但这恰恰是导演想要达到的效果——近乎眩晕的来自于战斗现场的紧张氛围因此笼罩观众心灵。另一类典型的动态影像案例是手术台上的抢救，每一台手术其实就是一场战斗，而这一战斗的逼仄空间其实很难让摄影机发挥。导演一方面在手术室内部设置多机位拍摄，竭力捕捉生死场上的特写细节，这些镜头配合通常快速跳切，镜头视点转瞬切换，镜头节奏彼此呼应，形成一种悲喜浑陈的压迫感。另一方面，导演在手术室外部的移动滑轨上架设观察者视点的摄影机，透过透明的玻璃窗，通过大间距的平行移转拍摄拉开了手术室的纵深。于是，在手术室内外，一边是结果难料的抢救，一边是焦虑万分的期待，摄影机动静之间构成了对话式的“有意味的形式”。

其二，用影像的力度来渲染战斗的高强度。影片的医学专业程度之高大抵在中国电影史上开了先河，甚至也得到了顶级业界专家的认可。华山医院传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在参加完影片的上海首映式之后就表示，“我其实是抱着挑剔的态度来看《中国医生》的，但在两个多小时里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毛病。”①且看影片中出现的大量医疗场景，诸如吸氧、插管、拔管、心肺复苏、人工吸痰、体外膜肺氧合（ECMO）、心包积液抽取等，相当多的场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看到并且难以想象的。刘伟强导演还特别执着于精细画面的呈现，比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插管动作，除了用慢镜头以及叠沓镜头的手法进行渲染，还直截了当地展现内窥镜中的喉咙内部景象；再如血液在体外循环，手术刀在腹部划过，痰液从喉口喷溅而出等镜头，都有极强的视觉震撼力。尤其是在叙事的高潮段落，镜头杂糅集结在一起，就会产生爱森斯坦所称的调性蒙太奇的渲染效果，即蒙太奇“是按镜头的情绪效应进行剪辑的，而且情绪是作为主导特征，即镜头总的调子。”②应该指出，因为本片并没有明确的观影年龄指引，这些镜头段落是有可能对现场的儿童产生心理影响的。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医生》的影像表现力度正呼应了现实战斗的高强度。不回避战斗的残酷性，甚至进行艺术化的聚焦强化，才能让观众们感知到胜利的来之不易。

四、“抗疫”题材电影的更多可能

社会学家保罗·唐纳顿在谈及“社会如何记忆”时，特别强调了电影和人们的互动记忆建构关系。“就电影来说，我既在其中，又不在其中，在场又不在场；具有无处不在的能力，处处有我，处处无我，电影的刻写实践使观众的体化实践成为可能，而观众的体化实践也使电影的刻写实践成为可能。”③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电影与其他影像形式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于，在影院的集体观影氛围中，人们更容易沉浸在影像世界中，并勾连起自身的经验。就“抗疫”题材电影而言，《中国医生》当然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过，我们今天依然处在后疫情时代，病毒的阴霾并未完全散去，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抗疫”电影和人们一起共同建构关于时代的特殊记忆。

“抗疫”题材电影的更多可能性在哪里？《中国医生》群像式的集体叙事或者金属光泽的影像风格，后来者如果简单仿效，那么大约只能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毋庸置疑，这场人类社会近百年最大规模的流行病以及波澜壮阔的抗争，汇集了人类最丰富的情感要素，集纳了人类最先进的智力成果，也提供了最多元化的戏剧情境——绝境、险境、逆境或是危境。只要经过时光的淘洗沉淀，这场灾难必将会成为所有电影人的创作富矿，也必将不断会有经典的电影作品诞生——中国电影人在这场艺术竞争中当然没有理由落后。创作的核心问题或在于：面对浩如烟海的创作素材，我们应该如何做选择题？“其一，选择什么？什么样的人和事才更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其二，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人和事能不能成为恢宏的‘抗疫’交响乐章中最流光飞舞的和声？”④事实上，无论是全景或局部，群体或个体，医生或民众，大事或小事，只要能真真切切地触动创作者心灵，就一定能唤起大众的共情与共鸣。

参考文献：

①肖扬.钟南山 张文宏点赞《中国医生》[N].北京青年报，2021-07-11.

②【俄】爱森斯坦.蒙太奇论[M].富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467.

③【美】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8.

④刘永昶.为历史存证 为时代立心——评时代报告剧《在一起》[J].中国电视，2021（01）：23-26.

（载《传媒观察》2021年07月号，原标题为：集体主义话语与电影工业美学的交融——论《中国医生》的叙事策略及影像表达。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19ZDA269）阶段性成果；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移动短视频生产的形态、审美及规制研究”（20XWB00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永昶，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播电视系主任，南京影视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 : 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