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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热死亡风险的因地制宜干预措施不该止于城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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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天气因素致人死亡的事件中,极端高温是罪魁祸首,它也会给城市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增添沉重负担,但是,却鲜有人研究在市区、城市大区(city-region)和居民区不同大小的空间里,热死亡风险因素的影响有何不同。

最近,西交利物浦大学、哈佛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可持续城市和社会》期刊上发表了一项创新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该研究分析了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热死亡风险因素的影响。在该研究中,空间尺度的作用是对发生热死亡的空间大小进行分类,考量的热死亡风险因素包括年龄、教育、社会经济地位、工作场所、出生地和环境变量。

该研究为地理学家、城市规划者、政策制定者、环境科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等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热死亡风险因素。该论文的主要作者、西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的宋璟璐博士认为,加深专业人士对该问题的了解,不仅可以为制定减少热死亡的策略提供更多信息,还能引发对该问题的更进一步研究。

不囿于自上而下的干预措施

宋博士说,在城市规划中,减少高温天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策略往往是自上而下,但这并不能有效解决市区、城市大区和居民区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具体问题。“一刀切”远不如因地制宜成效好。

“内地大多数城市都有香港类似的问题,干预措施往往是自上而下。” 宋博士说,“他们不太考虑分级策略,也很少有因地制宜的行动计划。据我们研究,干预措施不应只考虑市政府或省政府做什么,还需考虑社区做什么,比如建立社区中心、卫生所,甚至让志愿者而不是政府发挥主要作用。”

为找到因地制宜的方法,研究人员创新运用了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了解各个热死亡风险因素能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MGWR模型用于研究地理上的变化关系。宋博士说,虽然香港是个案,但MGWR技术也可复制运用到其他地区,其最终结果也会有所不同。

评估风险因素

热死亡风险来自可能仅在特定空间呈显性的因素。

宋博士解释说,比如,研究人员发现,在市区整个空间内,由于老年人和穷人属于高风险群体,所以年龄和社会经济状况就构成了重要的风险因素。

其他诸如热环境和低收入等因素,也可能导致热死亡,但危险程度视空间情况而不同。宋博士说,这些发现说明,各地需要单独评估,才能提出解决该地问题的方案。

宋博士说,出生地也是热死亡风险因素。特别是在香港,外来移民如果来自其他气候区,很难适应香港的湿热,这可能会削弱他们对极端高温的耐受力。碰到紧急情况或灾害时,外来移民也可能有语言沟通障碍,难以求得帮助。

因地制宜的分级气候行动计划,可纳入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比如增加医疗机构和照料老人的医护人员,这样就能拓展传统的适应性策略。“要制定有效的减少高温和缓解气候变化的策略,不同行政级决策者们的责任也应区别明确。”

除宋博士之外,该研究的作者还有哈佛大学于瀚辰博士和香港城市大学陆毅博士。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秋萍 通讯员 钱懿 裴夏

校对 盛媛媛

编辑 : 陶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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