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堕胎权支持者在美国纽约街头抗议。新华社 图
文化战争余震: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1. 加速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
在宗教向世俗组织扩散、社会价值分歧集体化的过程中,美国两党逐渐形成了固定、有差异的价值原则,并通过政党认同将其上升为意识形态,成为吸引具有共同价值观选民的有力武器。这样一来,由共同价值集合而成的社会群体也会强化对与其理念相符的政党的支持,从而实现双向选择,导致基于文化-身份的政党-选民联盟成为当前美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
堕胎等文化-身份议题重要性不断上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以2016年大选为例,被视为美国文明和传统道德的捍卫者、宗教保守派代言人的特朗普当选便离不开宗教保守派的支持。美国人口中71%都是基督教徒, 而其中1/3是福音派基督徒,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福音派白人有81%都选择了特朗普。特朗普当选后同样也公开反对罗伊案、同性恋者就业权和大麻合法化,并向联邦最高法院输送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
随着社会群体基于文化-身份分裂的加剧,两党为了增加选民基础、固化已有支持群体,会以另一党派的价值政策为蓝本不断调整其政策,最终加剧两党观念对立。因此,在本次堕胎权争论中,罗伊案被推翻后堕胎权是否合理已经变成了一个非0即1的极端问题。例如,多个支持共和党的红州已经将禁止堕胎写进法案,甚至宣称堕胎等于谋杀。其中,密苏里州制定的触发法将禁止除紧急医疗情况外的所有堕胎行为,任何人进行所谓“非法堕胎”都将构成重罪,可判处5至15年监禁;得克萨斯州甚至提出了“堕胎赏金法案”。与之相反,民主党进步派则提倡禁止对胎儿存活前的堕胎进行任何限制,包括允许存活后堕胎。观念分裂的结果是,政治中间主义在当下的美国政治环境中处境日益艰难。
2. 侵蚀司法系统的公众性和美国的民权价值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使得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开始大行其道。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经济衰退、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对美国传统产业和中产阶级福利的冲击,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以特朗普当选、白人至上和民粹主义泛起为标志,美国保守主义思潮正卷土重来。这一过程以回潮的保守主义与新生代的多元主义、少数群体的进步主义对立形成的“文化战争”为对抗平台。
“文化战争”包含很多具体的议题,如性别平等、堕胎、LGBT权益、控枪、移民、政教分离、毒品管控等。但随着涵盖范围越来越广泛、价值观念的政治化倾向不断增加,其价值观点也越来越极端。价值少数群体和进步派认为传统价值观下的政策正逐渐侵蚀他们的生存空间,价值共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双方从价值分歧逐渐演变为意识形态对立。
罗伊案被推翻正式宣告了美国民权运动在堕胎问题上的失败,最高法院司法判决的专业性和公正性已逐渐让位于政党对立而造成的政治分歧。共和党对大法官和联邦法官的任命、对参议院相关法案的驳回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美国司法系统。特朗普任内完成大法官任免后,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对自由派大法官形成了6对3的优势,司法系统日趋保守,在这一背景下,罗伊案被推翻也可说是一种必然。而5月初判决草案被提前泄漏破坏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议事规则和内部信任机制,预示着党派政治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渗透正在加剧。
在此趋势下,堕胎自由的失败似乎只是开始。在美国最高法院终身任职的条例下,宗教自由、跨性别权益、种族问题、言论自由、第二修正案权利等重大敏感性议题都有可能变成保守派发挥影响的主场,而这无疑会为保守主义加速推进提供更有利的政治和司法条件。
对中期选举的可能影响
总体来看,在拜登民意支持率不断下滑、执政困境持续加剧以及中期选举对执政党天然不利的历史惯性等因素作用下,在选举意义上罗伊案被推翻带来的影响有限,但依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趋势。
首先,从对堕胎权的应对措施来讲,罗伊案被推翻并没有否认各州有权在妇女怀孕后期对堕胎权进行管制,实际上给州一级的监管留下了法律空间。于是,州在何时、何种范围和何种程度上拥有监管堕胎的权力,成为州一级选举的重要议题。
然而,迫于公众舆论压力和选民基础,民主党往往需要在既有进步立场上做出更多承诺和更实际的措施才能吸引进步派选民;共和党只需要在立场上稍微让步便可吸引温和派注意赢得支持,而这实际上不会改变堕胎权被剥夺的法律规定和既成现实,反而会进一步凝聚共和党的党内价值并稳定以宗教团体、白人男性为代表的选民基本盘。共和党候选人在州一级往往不会支持最严厉的堕胎禁令,避免过分激进的表态引起选民反感。大多数新的共和党州法律仍然允许女性在怀孕6到15周的时间里做出堕胎的决定。
与此同时,在共和党人任州长的四个蓝州(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所有四位州长都表示他们将维护堕胎权。与其他地方的保守派同事相比,他们在社会问题上的处理都秉持着更加开放的态度。
其次,就社会文化议题的影响力而言,尽管堕胎问题作为2022年中期选举前最后一场“文化战争”很有可能赋予民主党利用进步派的愤怒大幅度提升投票率的政治机会,但同时还应注意到,随着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现实问题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秩序冲突的影响,作为个人生存被满足后的非物质问题,“文化战争”能否战胜现实经济问题成为选举首要影响因素有待商榷,这也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仍保留期望的原因。正如在摇摆州,共和党人更多地选择转移焦点,攻击民主党人在应对通货膨胀议题上的表现。
最后,就选民尤其是民主党进步派选民对拜登政府在堕胎问题上的整体认知而言,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拜登对堕胎权问题长期回避和不作为的立场使民主党在判决草案泄露后并未采取高效统一的应对措施。而在民主党内部价值观分裂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选民很难对民主党日后能够进一步推动堕胎自由形成正向期待。因此,尽管拜登强调“恢复堕胎权在于选民”,但进步派选民十分清楚,堕胎自由的未来并不能依赖现在的民主党。
(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田蔚熙,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 : 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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