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万字“重走”万里行程，长篇报告文学《新安旅行团》追忆历史上的“小好汉”

今年5月29日，在习近平总书记给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回信一周年之际，于兆文所撰写的4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新安旅行团》出版了。这不是第一部将视角锁定“新安旅行团”的书籍，甚至在它之前已经有同名的报告文学与读者见面。

那么这部长达40万字的新作有什么创新？又是如何避免同题材、同命名背景下可能导致的同质化？11月25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中共淮安市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新安旅行团》研讨会召开，于兆文携带新书到场参加。

于兆文说，作为一名生于淮安、长于淮安的人，其实他先前对淮安的新安旅行团一直缺少应有的关注，“这部书的创作一开始也是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据我所知省内出版社就有4部类似的题材。”但是本着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接过任务后，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中去，“力求不放过再小的细节，追根溯源，严格考证。”

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说他能从书中看出作者塑造人物形象花了一番心思，也是比较成功的一部报告文学。关于报告文学的创作，他强调作者要重视文学性，注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加强选题的策划，“新时代的文学呼唤更多的作家投身重大题材文学创作，江苏具有丰厚的文化厚土，值得撰写的历史人物和对象也有很多，希望作家们在这方面能多出精品力作。”

新安旅行团的“小好汉”是谁？

现在许多人喜欢把“新安旅行团”成员称作“小好汉”，这群“小好汉”到底是谁？了解他们，得从8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故事讲起。

1935年10月10日，来自淮安的14名学生组成了一个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他们当中最大的不过20岁，最小的不到14岁，在陶行知先生的殷切鼓励下，在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从运河码头登上南下的小轮船，开始了全国游学的历程。

他们目标是宣传抗日：通过演讲、教唱救亡歌曲、写标语、放电影等等方式唤醒民众、挽救国家于危亡。这一走，就是整整17年，行程五万余里。新安旅行团的足迹经过了22个省（市），创造了一个时代的传奇，被誉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淡忘了这段记忆。直到2021年5月30日，新安小学五（8）中队的孩子们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这封信中，总书记提到了新安旅行团，并向孩子们介绍了“小好汉”的过往，社会公众层面才如此大范围地知道了这一群干大事儿的少年。

40万字“重走”万里行程

记者了解到，于兆文是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协重大题材文学创作工程项目签约作家。近三年来，他以古城淮安为地域背景，先后创作了“淮安英雄史诗三部曲”——《天路淮军》《大胡庄•1941》《新安旅行团》。

得知总书记给新安小学孩子们的回信后，他又一次走进新旅历史纪念馆。细致游览，他发现馆内大多数资料都是新安旅行团团队囿于各自视角的回忆片断，零散化、碎片化。因此，他萌生了为这段故事创作一部全景式著作的想法。

2021年，在淮安市各级宣传部的支持下，于兆文开始四处收集新安旅行团的文献资料，并且上门采访当年的老团员们及其亲属。他介绍说，不是没有困难的，尤其是“大多数新安旅行团团员都已经去世，或是步入耄耋之年，不便沟通交流。”这让报告文学的成书工作难度大大增加。

最终通过一次次行走，于兆文总结出一份迄今为止、国内最为完整的新旅团员名单（600余名团员，他找到了554名），以四十万字的长篇篇幅，再现80多年前“小好汉”们十七年、五万里的行程。

这一本《新安旅行团》有什么不同？

新安旅行团受到大众关注后，以它为创作素材的文艺作品层见叠出，有报告文学、有小说、有儿童剧……于兆文的这一本《新安旅行团》又有什么不同？还存在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中共淮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祁素娟表示，自去年7月开始，淮安区启动了“新安旅行团”重大题材创作项目。根据区委区政府的安排，于兆文承担了长篇报告文学《新安旅行团》的创作任务。它的出版是淮安区政治生活文化的一件大事，这份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自出版以来，也得到了国内文学界多位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省作家协会创研室副主任、江苏作家网副主编周韫说，这是一本大历史、大时空、涉及人物众多的报告文学。处理这样的题材，特别考验一位作家构思创作的大局意识，“难能可贵的是于兆文描写得十分丰盈，想象和史料相结合，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她引用作家王尧所写“一部缺乏人物的史书，必然是一部干瘪苍白的历史，不仅缺乏可读性，而且根本不会准确，因为它忽略了鲜活的经历。”这部《新安旅行团》恰恰相反，它在书中收录了大量的人物细节。

记者了解到，由于于兆文在创作前进行了大量的实践考察和资料收集，《新安旅行团》这部报告文学也挖掘出了“新安旅行团”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系统性地提出了团员创造的14个第一，比如说：中国第一个儿童自动旅行团，中国第一个流动电影放映队，中国第一所民众的抗战大学，中国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晖说，他能从书中看到大量的田野调查的痕迹，包括采访资料的收集、查证和梳理，以及非文学要素的加入，比如说信件、诗歌、新闻报道、题词、回忆录等等，恰好契合报告文学被称作“行走的文学”的特点。另外《新安旅行团》的写作手法和思路很值得肯定，“从‘休学’这样一个很小的教育行为，扩展到整个大的时代背景下。”

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茂龙从报告文学“文本的真实”和“想象的真实”谈起，他认为，报告文学写作的事件、人物、情节、细节等都不能虚构，这是出于确立社会价值的需要，也是受众阅读的需要，“报告文学首先要讲真话，尊重基本事实，不编造，不歪曲，去揭示真相。”他在《新安旅行团》里看到了作者“求真”的努力。

淮安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王仁梅说，于兆文生于淮安、长于淮安、奉献在淮安，多年来始终带着责任和感情，致力于讲好淮安故事，深挖淮安文化资源，推出了红色三部曲作品，“希望有更多人通过这本书了解新安旅行团的故事。”

针对《新安旅行团》这部4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由“4个特点”出发，总结了于兆文笔下“新安旅行团”的“新”，例如突出抗战史、尊重纪实对象、立场和态度鲜明、用细节描写弥补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等。

汪政表示，淮安近几年的大型文学创作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在如何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如何寻找本土作家进行创作等方面的经验，确实值得总结。他谈到自己和于兆文的缘分——“前不久，于兆文凭借小说《大胡庄·1941》获得第三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颁奖词是我所写。”从于兆文的“破土成长”经历上，也可以探索地方基层作家的“养成”方法。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冯秋红 孙庆云

校对 盛媛媛

编辑 : 严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