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记者与许子东的采访对话:
紫牛新闻:您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一书中曾谈到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新文学革命时期受到争议,近些年言情小说的发展也遇到问题,去年在一则新闻报道中,甚至有学生家长公开指责其是“精神鸦片”。那么在您看来,二者有没有相似之处?
许子东:有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
鸳鸯蝴蝶派是民国初年的一个文学流派,狭义地来说,它主要是延续了以往“青楼小说”的传统。五四新文学兴起以后,文学创作的主流转为批判社会,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强调娱乐,秉承的创作理念是“文学最大的目的是给人娱乐,满足人的梦,小说就是玩玩而已,是消遣,不要那么认真地去批判社会。”
当时看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人很多,比看新文学的人多。它们发表的刊物叫《礼拜六》,所以有句口号:“可以不讨小老婆,也要看《礼拜六》。”
新文学出来后,渐渐地,鸳鸯蝴蝶派就从主流走了下坡。但迷恋的读者还很多,后来也有发展,比方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等。这类作品在香港、台湾没有中断,一路发展到现在的言情小说。
中国内地在50年代以后,鸳鸯蝴蝶派基本中断了。但在80年代左右,以琼瑶为代表的言情作品又涌现了。
把言情小说称为“精神鸦片”,就有点过了。我想叫它鸦片,不如叫它奶茶,整天喝这些,血糖高了,对身体不是那么好。但你也不能否认,现在有些读者就喜欢喝奶茶,各取所需而已。
紫牛新闻:过去的2022年,您有特别关注的文学事件吗?
许子东:如果说有什么比较大的突破,或者是文学史上一鸣惊人的作品,我也不能说没有,只能说我自己觉得没有。
我想现在整个文学的环境,还是健康的,有一些投机的理论,但作品不太多,没有出现超越底线的作品。
紫牛新闻:文学之外,您也经常会在社交账号上讨论热点事件,比如说之前曾被广泛讨论的“二舅”视频。
许子东: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偶然的网络事件,我们可以去讨论它如何在网络上爆红。
但我关注的是另一个角度,就是网络上每天有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一个残疾老人的故事由下一辈年轻人剪起来报道以后,会有这么多人关心?
因为我在写《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时,发现中国文学100多年,每一步都是一个点,连起来是一条线。其实有一条主线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它们是中国现代文学所塑造的最成功的两个形象,二者在文学当中的同框,非常有意义。
最早的同框是像“闰土”这样,最近典型的例子是余华的畅销书《活着》,主角是一个农民,他在讲自己一生的痛苦,可他不是对着读者讲,也不是在自言自语,而是对着一个文化青年在讲。
二舅的故事,本身大家都不知道,被一个网络青年剪辑后,大家才开始同情的。网络青年讲自己的故事,没人理会,但他讲一个残疾老人的故事,大家就关心。
紫牛新闻:您的文学课,以及您所着写的文学研究,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会把提到的人物描述得特别鲜活。哪怕是鲁迅、张爱玲这样的文学先驱,被您讲出来,也会让人感觉与他们靠的非常近。这种写作方法,是您的个人习惯,还是个人选择呢?
许子东:我其实很矛盾的,一方面希望能把问题讲得通透,容易让人听明白,另一方面,又希望延续学术的写法和姿态。
现在大学里面要发表论文,会硬套理论,而且理论一定要外国的。明明用大白话都能把事情说清楚,他们总觉得不够,我对这种学风不大感冒。
紫牛新闻:您先后研究过张爱玲和鲁迅,有没有出现第三个作家人选?
许子东:我最早出的书其实是关于郁达夫的,大概在80年代初,关于鲁迅的书现在还没出版。所以已经有第三个人了,第三个人就是鲁迅。
紫牛新闻:那么鲁迅之后,有没有第四个人选?留意到您曾多次提及丁玲,有没有可能是她?
许子东:丁玲当然可以做专门的研究。但是当我对20世纪中国小说进行回溯时,我发现读一个作家,是要读一大批的,很多内容可以连起来讨论。
紫牛新闻:为什么将郁达夫、张爱玲和鲁迅三人作为研究的主要作家?
许子东:我写郁达夫时,正在上海读研究生。
写张爱玲是我到美国以后,最早是用英文写。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讨论张爱玲是非常重要的,丁玲重要,张爱玲更重要。很多人认为,她就是写爱情,写小资,但其实她对现代文学有着自己的看法。她说“文学都是讲男人怎么斗争,我们女人要关心怎么生活。”张爱玲不是最出色的作家,却一直红,为什么?因为她的世界观恰恰与90年代以后的中国意识形态衔接了,从革命的宏大叙事转到了日常生活,这才是老百姓生活的价值。
我为什么要研究鲁迅?因为我发现,代表中国100多年文学以及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不能一直做奴隶”。鲁迅一生的创作都在贯彻我们国歌的第一句话,他身上最宝贵的就是硬骨头的精神。鲁迅代表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度和高度。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孙庆云
校对 王菲
编辑 : 孙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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