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带火了宋版书？——从钱曾与《读书敏求记》说开去

中国藏书史上，“佞宋主人”黄丕烈是标杆人物。

而所谓“佞宋”是何意？明清藏书家为何媚宋、迷宋，痴迷于收藏宋版书？

这并非是黄丕烈的独创，他的前辈藏书家早已提出“佞宋”观念且发扬光大之。或者说，正是人们意识到宋元旧本古籍具备文物价值，“佞宋”风气才会兴起。

对宋本最切身的体会与研究则要追溯至明中期以降苏州地区的藏书家们，常熟钱氏家族的钱曾可谓第一代“佞宋主人”。

   绛云楼版刻图

从绛云楼到述古堂

明清之际，常熟私家藏书之风空前兴旺，虞山派藏书前有赵用贤父子，后有毛晋父子。清初钱氏家族不仅继承了藏书，还继承了前辈藏书家积累的古籍“嗅觉”。

据载，虞山钱氏为五代吴越王钱氏后代，积累数代之文教成一大书香世家，诞生了身仕两朝的文坛领袖钱谦益。钱谦益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便是大藏书家，他利用自己的名望访求古书，先后筑荣木楼、拂水山庄、绛云楼等藏书，自称“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族孙钱曾因清军入关再未事科举，终身为布衣，但他在藏书史上比钱谦益更为有名。

钱曾出生时，钱牧斋年已四十八岁，但钱曾仍在牧斋的影响下度过了青年时期，其诗文、鉴赏品位无不由牧斋栽培。更重要的是，在顺治七年绛云楼失火后，千部藏书毁于一旦，钱谦益叹息“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之小劫也”。暮年的钱谦益无力重建，将绛云楼烬余之书与未完书稿都赠与年轻的族孙钱曾。自此，绛云楼不复，钱谦益收藏的精本全都汇集到钱曾的莪匪楼、述古堂、也是园。

钱谦益嗜书成癖，收购不到的刻本便要借抄，以防宋元旧本就此消失，抄书是最实用便捷的手段，“钱抄”技能也被钱曾继承且发扬。后世藏书家潘祖荫认为精抄“始于钱氏遵王”（钱曾字遵王），“钱抄”被认为明以来抄本中的精品，所谓“下真迹一等，仿之汲古阁毛氏抄本亦无多让”。可以发现，大规模的抄本伴随着人们对宋元旧本的狂热，因为宋本稀见才急需抄写留存。经历甲申之乱后，江南藏书家逐渐意识到个人力量在时代变局前的渺小，互相借阅、传抄风气兴起。抄书某种程度上也是再生产书籍的环节，宋元以前的书籍只讲究内容文字完整准确，又何须影抄呢？

当我们透视钱曾的交游网络，发现毛晋父子、陆贻典、季振宜、冯舒、冯班、叶奕、顾湄等人都与钱曾因抄书结识。《读书敏求记》中《经典释文》条述钱曾访叶奕、叶万兄弟：“每见友案头一帙，必假归，躬自缮写，篝灯命笔，夜分不休。吾雨人购得秘册，即互相传录，虽昏夜扣门，雨家童子闻声知之，好事极矣。”雨夜与好友抄书，这或许是钱曾回忆中最为美好的场景。从侧面来看，这种对宋元旧本的狂热，也正在迅速蔓延至整个江南藏书圈。

在《述古堂书目》序中，钱曾似乎知道后人的疑惑，在自述多年藏书心路历程同时，不忘解释“佞宋”的来源：

“竭予二十余年心力，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摒挡家赀，悉藏典籍中……忆年驱鸟时，从先生长者游，得闻绪论经史经纬，知读书法。逮壮，有志藏弃，始次第访求，问津知途，幸免于冥行擿埴。然生平所酷嗜者，宋椠本为最。友人冯定远每戏予日：‘昔人佞佛，子佞宋刻乎？’相与一笑，而终不能已于佞也。”

钱曾以“佞宋”自居，实质上是“以古为师”理念的一种体现，认为越早的版本越贴近原始文本，读宋本便能触碰圣人之心。藏书室述古堂得名源于《论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不作”的立场要求后世儒者遵循“经”而过度阐释，否则原初的圣人义理将无法再现，钱曾更是将藏书活动看作是“述古”的实践，云：“遗经旧史，不与古人俱往者，俨然在此堂也。”

如此看来，黄丕烈说出“佞宋出述古堂书目序，予恒引为窃比”时，已经站在了虞山钱氏、乃至前辈苏州藏书家所构筑的“佞宋”高峰上。

   《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清抄本

苏州的“宋本热”吹彻京城

明末清初宋版书已不可多得，当宋版书被沈周、吴宽、文征明等前辈书画鉴赏家带火之后，江南地区的书籍市场开始出现伪造的宋版，于是才有了鉴别版本真伪的需要。钱曾一生勤于校勘、编目、题跋，除《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藏书目》等总目外，《读书敏求记》更值得一提，此书或许是版本学成为学问的开始。

钱曾不仅关注宋版书的资料价值，同样重视书籍的实物形态，赏心和悦目对他而言同等重要，完全以书画鉴赏家的眼光在做藏书家。钱曾平生经眼书籍千册，因此对宋版书的特点高度敏感，开本阔大、字迹娟秀、用纸讲究、版式疏朗是他手上珍贵旧本的“文物鉴定点”。

钱曾是一流的藏书家，可他是否是一流的学者？前文所述钱曾终身未入仕途，可这是否意味着他没有学术造诣？并非如此，凭借《读书敏求记》一书，钱曾在版本目录学史上已是一座高峰。

由于《读书敏求记》著录了大量宋元旧本的版本描述，四库馆臣一边批判钱曾“于考证不甚留意”，一边却无法避免引用他的著述。《四库全书总目》处处可见《读书敏求记》的身影，以此书考察图书的流传、真伪。此时的宋元旧本已经是藏书主流，当四库馆臣想要考证元钞本源流时，必会追溯至明中叶以降的江南私家藏书目录，集大成者便是钱曾。

私家目录往往根据个人的藏书旨趣编纂，而作为清代官修目录的《四库全书总目》接受了来自民间的“善本”理念。换而言之，清初苏州地区藏书家这一群体对宋元旧本的推崇，正在影响国家层面的目录编纂。私人目录流传愈广，也将虞山的这波宋本收藏狂潮吹到了京师四库馆，生发于民间的“佞宋”风气纳入到四库分类标准中，清代善本书目与版本研究皆发端于苏州地区。

由于官书目录前所未有地推崇书籍的文物属性，这也使得《读书敏求记》在乾嘉之后再次大规模流行，后世藏书家纷纷模仿钱曾撰写题跋，此后善本目录成为藏书家“标配”，宋版书成为善本永远的代名词。无论《读书敏求记》中的藏书目如何艳羡藏家，钱曾藏书却难逃流散的命运，在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等江南藏书家手中辗转流传。

一日，暮年的钱曾从徐乾学传是楼得见曾属述古堂的珍宝《考古图》，不由大喜感叹：“嗟呼，此书得而失，失而复得，缮写成帙，予之嗜好可谓勤矣。然聚散何常，终归一慨，学者唯以善读为善藏可耳！”江南书香文脉世代传承，虞山藏书风气绵延千里，藏书家即使身后书散，读书之心却不会与江南士人走散。漫长岁月，等待着旧本与苏州的再次重逢。

挈挈

【本文原发吴文化博物馆，经授权转载，有删节】

校对 盛媛媛

编辑 : 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