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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明王朝诗歌悲剧里的自适人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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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唐之繁荣后,到宋时,诗已衰落,至元明时更无生存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演义、小说、戏曲这些主流文化,诗歌的形式与内容已陷入狭隘化的趋势。

但是,在明代的诗坛上,有一颗诗的“珍珠”,很璀璨也很耀眼。这颗“珍珠”,一生仅仅三十九年,其中大半都走在诗歌的磨砺之旅,可惜的是他没有迎来大放异彩的高光时刻,他是一个朝代的诗歌悲剧,好在他在这场悲剧里,知所适从,活出了自己的快意自适。

这颗“珍珠”就是元末明初的高启。

    高启石刻像

少负隽声知适从

高启,字季迪,号槎轩,又号青丘子,吴郡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与杨基、张羽、徐贲同以诗名,称“吴中四杰”。

高启自幼聪颖,同时代的张适《高君启哀辞》记载:“(高启)未冠,以颖敏闻。所交以千言贻之曰‘子能记忆否?’君一目即成诵,众皆叹服。”真是天赋异禀,少年英才!《吴郡甫里志》对高启才学记载称:“隽迈警敏,有文武才,书无不读,尤邃史学。”这记载既赞誉了高启的文才,还提到了武才。

高启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少时他便以北齐开国皇帝的后裔自居,其《赠铜台李壮士》诗中说“我祖昔都邺,神乱为世雄”,还在《送高二文学游钱塘》里说“我家本出渤海王”,读这些诗句,让人感觉一股豪气冲天而出。

也正是因此吧,高启少时不喜读书,放纵任侠,他在《秋怀十首》其一中说“少时志气壮,不识愁气悲。呼俦射鸣雁,深骛东山坡”,他的梦想是“偶从岸头侯,跨鞍赴边陲”,从小就有了报国之志。梦想着长大后倚马跨剑、一展宏图的少年高启,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迎来父母接踵而亡、生活无依无靠的命运。

约在十五岁时, 高启开始弃武从文,折节读书,与唐代韦应物的少年时期极为相似。高启曾在《草书歌赠张宣》中说,“嗟余少本好剑舞,学书晚方从父兄”,于是“不习弓刀诵坟典”。高启尤好诗歌,终日苦吟,加上天赋异禀,十六岁时已开始初露锋芒,据金檀《高青丘年谱》记载,以高启为首曾名动一时的“北郭十友”最初的唱和约始于此年。

随后一件事,更是让高启名声大振。高启弟子吕勉《高太史本传》称,高启“年十六,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介分守吴中……闻先生名,使使召之……强而后往。座上皆钜儒硕卿,以倪云林《竹木图》命题……(高启)侍立少顷,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泻潇湘绿。逾垣为惜酒在樽,饮余自鼓无弦曲。’饶大惊异……诸老为之掣肘,自是名重搢绅间,纵前辈弗畏之。”

饶介是何等人物,他可是元末文坛领袖,能令他“大惊异”,大有饶介友人释道衍评饶介的那般“气焰光芒,烨烨逼人”。

明王鏊《姑苏志》也有记载:“至正间,张士诚开府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咨议参军事。介有文学,喜士。启时年十六,或荐于介,介见启诗,惊异以为上客。”

高启十八岁娶青丘巨室周仲达之女为妻,婚后第三年,即至正十六年(1356)春,张士诚占领苏州,据吴称王。这时期,张士诚开始在苏州罗致人才,时任淮南行省参政的饶介便出马了,以他文坛大佬的身份,很快引得大量文士聚其左右。

    高启自编 《缶鸣集》


饶介对高启尤其欣赏,自然要推荐他为官。可是面对饶介盛情好意,高启却“笑而不答”,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高启所受教育乃儒家忠君思想,元朝虽然风雨飘摇,但他仍希望朝廷中兴。

二十二岁时,高启入了饶介府教其子弟。高启心怀济世之志,虽然他没有逢时而起,但用世之心不减。次年,高启开始了吴越漫游。这次漫游高启创作了大量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元末乱离之世的社会现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当时以苏州为据地的张士诚,正与已攻占南京的朱元璋政权相对峙,两军“相屠无虚时”,战事激烈,高启却开始漫游,其目的不得而知。据傅强先生论证,高启此次漫游是为了解决绍兴争端,高启是代表张士诚一方去和方国珍一方谈判的。这次吴越之游,高启有没有完成任务更是不得而知,但是通过漫游,他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件大事,即归隐青丘。

《青丘子歌》自状诗人耽于吟咏之狂态,心与物游之妙趣,恰恰与元末群雄割据、征伐四起的时代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从中也能理解诗人济世之愿与现实之无奈的矛盾冲突。诗中“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体现了高启强烈的避祸心理和隐逸思想。

高启一直有归隐之心,诗中多有表现,比如《练圻老人农隐》中就鲜明地道出了自己的归隐意愿:“我生不愿六国印,但愿耕种二顷田。田中读书慕尧舜,坐待四海升平年。”

面对动荡的时局,面对不堪的命运,天不时,地不利,人得和——自己与自己讲和。这或许正是高启能在动乱的大环境中,不迷失,不沉沦,自清自醒、自在自适的人生秘笈了。

自古及今的评论家,论高启的诗,常言最近唐风。高启诗以豪放风格为主,但又不乏趣味,且重在意趣。诗之“趣”,属美学范畴,历代文人诗趣论颇多。朱光潜在其《诗论》中曾说,“诗的生命在情趣”,诗能到“趣”这一层,不是易事。

高启年少就有归隐之志,应该说主要是因为他面对乱世的“自适能力”。因此,他的诗歌中才能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不受世俗牵绊的心境。

可以说,高启归隐青丘,是顺理成章的事。

归隐青丘后,高启放逸自如,快乐自适。据高启内侄周立在《重编缶鸣集序》里记述,高启居青丘时,要么“混迹于耕夫钓叟之间”,要么“酣畅歌咏,以适其趣”,要么“静处一室,图书左右,日事著作”,似乎逍遥世外。逍遥自然是真逍遥,但其间也间杂着诸多愁绪与不安,“终卧此乡应不憾,只忧漂泊尚难安”便是他另一面心境的写照了。

身逢乱世,一位诗人都做什么呢?(未完待续)

潘慕白

校对 盛媛媛

编辑 : 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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