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忆趣

摄影忆趣

作者：季健

现代科技改变了生活。随着数码相机普及，摄影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大家都拿起数码相机或手机加入了摄影的行列。摄影对我来说，是一种爱好，是一种追求，三十多年来我始终不离不弃。小时候，家境贫寒，在我印象中几乎没有拍照片的概念，那时特羡慕逢年过节一些富裕点的人家去照像馆拍“合家欢”，家境好的会给孩子拍“满月照”、“百日照”、“周岁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如皋还未曾引进彩色照片洗印，讲究一点的人家都请照像馆作色填彩，倒也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每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上海的舅舅回如皋过春节了，除了带好吃的“纸包糖”，好看的“纪念章”，就是能帮我们兄妹七人拍照片了。小小的黑盒子竟然印出一个人像，真是太神奇了，我对摄影的兴趣由此而生。可受经济条件所限，压根儿买不起照像机这样的奢侈品。每逢县里开大会，县文化馆的张正余、康健老师都端着照相机台前台后地拍摄，那真是让我羡慕嫉妒恨。天遂我愿，1983年我从剧团有幸调进县服装总厂工会工作，正巧厂里有一台凤凰135型照像机。我如获至宝，买来《摄影基础》、《暗房洗印技术》，潜心自学。厂领导倒也热心支持，专门腾出一间楼梯间让我做摄影室，可谓是如鱼得水。摄影让我如痴如醉，狠下心用积攒了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红梅牌放大机自己冲洗照片。家里避光条件不好，就用棉被遮挡窗户；没有专业的显影盘、定影盘，就用家里的洗脸盆，盛饭的大碗代替。有一次我正在冲洗一卷厂里活动的照片，老娘突然推开门，提醒我早点睡觉，哪知道日光灯透进房间，一卷胶卷全部曝光报废，急得我直跺脚。

那时一卷黑白胶卷卖3.5元，可以拍三十六张照片，为了节省胶片，我常常把胶卷用旧胶卷接个片头，这样会多拍两至三张照片。有时一卷胶卷未拍完成，照片又急着洗印，我会在暗房打开相机，取出胶卷将已拍的一截剪断，留在胶卷盒的那截再用旧胶片接一下下次再用。哪像今天的数码相机小小一张内存卡不限量地拍摄，痛快淋漓!1983年彩色洗印应运而生，但只有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才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彩色洗印店。我和当时如皋的几个“发烧友”陈飞、沈世民、范建华一起，也捣鼓着自己洗印彩色照片。记得那年冬天，滴水成冰。我们三人呆在陈飞所在如城三中宿舍忙碌了整整一夜，相纸上终于显现了彩色的人像。那时，没有空调，没有取暖器，手脚都冻僵了，成功的喜悦却让大家忘却了寒冷，忘却了困顿。这可是如皋历史上第一张彩色照片啊。

记得1984年夏天，那时还在丁堰纺织厂工作的黄友谊（后来我们成了新闻同行)与我相约一起去长青沙农场搞摄影创作。我们每人骑一辆自行车，背着摄影包，五点钟便出发了。路上边走边拍，农田、河汉、桥梁，一路风景尽收镜头之中。三十多年前的老204国道都是碎石子铺路，由于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傍晚我俩骑到二案镇已是汗流浃背，浑身像散了架，再也骑不动了，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我倒在床上只觉得屁股火辣辣的痛。原来骑了一天的自行车，屁股上的一大块皮都磨破了，为了减轻疼痛，我趴在床上请黄友谊用扇子在屁股上不停地扇风，狼狈不堪，却又自得其乐。

第二天清晨，我们又起早来到二案集镇菜市场溜达抓拍。拍了大约一个钟头，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盘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干什么的?”我们连忙掏出工作证解释原委。民警指着我腰间挂着的装着折叠式三角架皮套问：“你带着匕首干嘛?”我笑笑说：“那是放三角架的，拍照片用的。”原来是有农民反映两个形迹可疑、来路不明的人身上还带着匕首在市场转悠。多么警惕的农民兄弟，差点把我们当成“流氓”，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骑自行车，摆渡，坐拖拉机，一路颠簸终于来到心仪已久的如皋长青沙农场，遇上了热情好客的文学青年陈友生，把我们迎进家门，买肉、杀鸡、割韭菜，忙了一顿丰盛的晚宴。那顿饭成了我记忆中最香、最可口的饭菜。在长青沙我们采风拍摄，拍老农民、老艄公；拍儿童的笑脸；拍丰收的西瓜、雪白的棉花、一望无垠的麦田……我们一共拍光了十卷胶卷还意犹未尽。

摄影有苦亦有乐，有酸亦有甜。这么多年我的作品先后在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被新华社聘为特约摄影师，出版了自己的摄影集《岁月留影》。如今，这爱好已伴随我三十多年，即便现在数码相机、手机拍摄都很方便，我还是对昔日的单反相机情有独钟、难以舍弃。因为热爱生活，所以喜欢摄影；也因为喜欢摄影，更加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