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根源:技术革命的双刃剑效应
AI超强的“替代能力”是焦虑的直接诱因,低技能重复性的岗位和高复杂度的数据处理岗位首当其冲。例如,制造业流水线工人、数据分析师等职业将会受其影响较大;而依赖情感交互与创新能力的职业,比如医生、教师等职业则相对安全。
而人们更深层的焦虑则源于AI对经济、文化和政治系统的“渐进式侵蚀”。多伦多大学最新研究指出,AI可能通过隐性决策,比如算法推荐、自动化治理等“温水煮青蛙”的模式逐步削弱人类的掌控力。例如,法律体系的AI化可能使司法决策更高效,却也让普通人更难理解规则,加剧社会参与的隔阂。
替代还是赋能?争议中的现实图景
AI的替代性在效率层面无可争议。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取代流水线工人,ChatGPT辅助律师起草合同,都展现了技术对生产力的解放。然而,效率背后潜藏伦理危机:若AI主导决策,人类价值观可能被算法偏见裹挟。例如,短视频平台的成瘾机制虽符合商业目标,却偏离用户真实需求。
技术乐观主义者强调,AI是“工具而非对手”。全国人大代表柳江指出,AI将催生数据标注师、算法工程师等新型职业,推动劳动力从重复劳动转向高附加值领域。在医疗领域,AI辅助基层医生提升诊断准确率,弥补经验不足,而非取代医者的人文关怀。经济学家盘和林更直言,AI解决物质需求后,人类将转向创造性工作,“做一条闲鱼”也是自由选择。
应对AI焦虑,需从技术治理、社会保障与教育转型三方面发力,构建“人本AI”的社会契约:
1. 技术治理:划定边界与动态监管
随着AI技术的盛行,全球通过立法强制关键领域保留人类决策权,同时建立AI影响监测体系,欧盟《数字市场法》限制科技巨头垄断,韩国征收“AI特别税”补贴失业者,西班牙规定企业AI替代岗位比例不得超过30%。
2. 社会保障:缓冲机制与终身学习
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提议试点“AI失业保障保险”,为受冲击劳动者提供6-12个月缓冲期,并配套职业培训。德国安联调查显示,46%欧洲民众担忧AI导致失业,专家呼吁将AI收益用于技能再教育,尤其关注45岁以上转岗职工与农民工群体。
3. 教育转型:培养“AI不可替代”的创造能力
清华大学梁正教授指出,未来教育应培养跨学科思维、创造力与人性化技能,而非单纯传授知识。例如,艺术教育强化审美独特性,哲学训练提升批判性思考,这些都是AI难以复制的“人类壁垒”。
从“替代焦虑”到“共生共识”
AI替代的焦虑,本质上就是人类对自身主体危机的反思。但是历史经验也表明,技术革命从未消灭人类,而是在重塑着人类的劳动价值。蒸汽机终结了马车夫,却创造了铁路工人;计算机淘汰了打字员,却孕育出程序员。在AI大爆发的时代,我们需要摒弃非此即彼的对抗思维,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待AI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尝试探索“人机共融”的文明新形态——让AI成为拓展人类能力的“外脑”,而非凌驾于人性之上的“主宰”。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吕国泉所言:“与其害怕AI,不如用好AI。”唯有在技术进步中坚守人本底线,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坚持社会公平,才能将这种替代焦虑转化为推动社会向善向前的动力。
[责任编辑:修脩 林柟 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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