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跟我的人生息息相关”
2024年,《钟山》杂志第3~4期上连载推出了胡学文三十多万字的长篇新作《龙凤歌》,当年,这部小说就获得了第三届凤凰文学奖首奖,这一奖项此前已经空缺两年。“作为一名编辑,我是不太相信别人的评价的,别的评论家评价非常高,我也保持冷静,但《有生》和《龙凤歌》两部作品,评论家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也有评论家说《龙凤歌》超越了《有生》,这一点我是同意的。”《钟山》主编、也是《龙凤歌》的第一位读者贾梦玮透露,《龙凤歌》最早的标题是《龙凤图》,“我总觉得‘图’有点静止、僵化了,‘歌’是带有过程的,某种程度上这里面的人物也是在歌咏她的命运,一个是歌,一个是图,我觉得歌更适合这部作品。”
《龙凤歌》在发表后很快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部作品以家族叙事为载体,通过多维度视角探讨了人性、时代变迁与精神困境。小说分为上下两卷,采用三种不同视角交替叙述,上卷是母亲马秋月的视角,聚焦冀北乡村的温情与残酷,展现马秋月与丈夫朱光明的婚姻、龙凤胎兄妹朱灯与朱红的艰难养育过程,以及乡村社会关系的“结构化”呈现;下卷以龙凤胎兄妹朱灯、朱红两人的视角分别展开,朱灯的视角讲述了儿子朱丹半挂车坠河一案,由此揭露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乱象,具有社会批判色彩。朱红视角讲述的是自己与刘长腿的婚姻拉锯混战,由此探讨人性幽微与代际创伤,展现家庭伦理的复杂性。整部小说从六十年代横跨到改革开放再到当代,在个体命运中折射他们所经受的乡村社会秩序的瓦解与城市化构建的双重冲击。
“这部作品可以说在北方怀胎、南方分娩。”胡学文介绍说。2011年胡学文的心中就开始孕育《龙凤歌》的故事,并终于在2020年到2022年写完。“如果我在北方写和在南京写,我想可能有一些差别的,从内容上来说,我写到紫金山、长江、燕子矶,为什么会写这些地方,因为我在南京去得最多的就是这些地方,北方见水比较少,所以我常带着老婆到长江边,燕子矶也去了好几次,如果我在北方写作,可能就不会有这些元素。”
回望这段创作经历,胡学文笃定地表示:“它跟我的人生、跟我的生命息息相关,是我倾注了更多情感和精力的一部小说。”《龙凤歌》是他的潜心之作,小说中有很多胡学文的巧思,比如龙凤胎朱灯、朱红的名字,写小说人物取名字没有那么容易,胡学文认为主要需要兼顾考虑到三重因素:第一要好记,“作者好记,读者好记,好记才能记住”。第二是读起来要有感觉,“一听到名字就有熟悉感”。第三是意义,“我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意义的,名字承载着很多故事”。这部小说主人公姓氏定为“朱”也别有意味,“形容颜色的字除了表现自然中的颜色外,还经常有精神层面的含义,比如绿色象征生命、生机,红色在中国文化里象征寓意温暖、吉祥,朱红是双红,朱灯也是红,寓意就在此中。”
一部平民的史诗
在活动现场,不少读者分享了阅读感受。有部分读者提到对小说中诸多女性形象印象深刻,小说的核心人物马秋月一力托举乡村与家庭,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她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典型的“北方母亲”印象,面对生活的苦难她以坚韧和忍耐扛着全家度过,但她内心的愧疚与煎熬又编织了一个心灵牢笼,展现了母爱的伟大与牺牲,“我看到马秋月的时候,首先想到了《生死场》里的王婆,作为母亲,首先她很有韧性,很慈悲,同时她很朴素,她是完全没有自由恋爱的空间,完全是由父亲直接决定让她嫁给朱光明,她甚至有一点唯唯诺诺,但她又无比坚韧,在极度贫困、饥饿的情况下没有看到马秋月母性被瓦解掉的痕迹存在,从头到尾母性一直贯穿下来,所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北京的网络大V、读书博主熊静表示。
除马秋月外,小说中还有一个颇有神性的女性角色麻婆子,在小说中她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更是智慧和传统的象征。她的口述不仅传承了历史和文化,也深刻影响了马秋月一家的思想和行为,这个角色尤其令年轻一代的读者印象深刻,谈及麻婆子这个人物,胡学文分享了自己设计的思路:“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人物?因为我写的是当代小说,但又想有历史的沧桑感。小说中还涉及乡村文化,这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改革开放之后,乡村从封闭走向开放,那种神秘性不再,乡村文化不再像过去一样口头传承,对这样的角色关注得就少了。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去设计的这个角色。”
性格复杂而立体的马秋月,泼辣果决的朱红、懦弱的朱灯……在《龙凤歌》中闪耀着许多值得反复咀嚼品味的生动人物形象,这得益于胡学文对人物塑造的精准把握,“写故事容易,难的是当你的故事落下去时,怎样把人物立起来。每一个作家都有写人物的法则,比如莫言说过把好人往坏里写,把坏人往好里写。有一位评论家曾经说过,对你喜欢的人物要审视,而对你不喜欢的人物要尊重,不能因为这个人物不喜欢你就用不好的词语,即便是不好的人物也要尊重他。”
《龙凤歌》是一群平凡人的故事,也是一部平民的史诗,它书写的是这片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普通人。上卷中有乡村温情图卷,下卷中又有对社会的批判,沉浸在文字中仿佛能够看到从乡土走向城市、从城市返回乡土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但在胡学文的笔下,乡土并非一个怀旧的符号载体,而更接近于一种流动着的文化记忆,一种激发当代人面对精神困境时的疗愈力量,“关于乡土,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大乡土。”胡学文解释道,“比如说我从老家调到张家口市的时候,我就把沽源县看做乡土,当我从张家口调到石家庄的时候,我就把张家口看做乡土,我从河北调到江苏之后,我就把整个北方看做乡土。”大乡土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区域,大乡土是文化的乡土,“《龙凤歌》的上部写乡土,下部主要写城市,因为我们的乡土在变化,城市也在变化,在结构上也体现了这种意味。”
乡土的变迁,瓦解了传统乡土社会秩序,同时也在构建新的秩序,人们在新的环境中沉浮,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脉搏共同起落,《龙凤歌》既是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回望,也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反思,从这一层面来说,这部作品担得起“突破”这一评价。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
校对 陶善工
编辑 : 严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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