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明王朝诗歌悲剧里的自适人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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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朱邦《明代宫城图》 大英博物馆藏

识时达变知进退

在高启短短的一生中，他踏入仕途时间极短。如果说在张士诚政权时期，高启以少年英才得以崭露头角，光环加身，那么到了朱明王朝时期，高启已然跻身博学鸿儒的行列。

明洪武二年（1369），高启三十四岁，应召赴南京修《元史》，二月到任，八月《元史》成，继而“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高启修成《元史》后，朱元璋曾亲自召见他，进行了一次考察性的谈话。结果朱元璋对高启十分满意，授予他户部右侍郎的高位，户部是掌管国家财政事务的，本是人人垂涎三尺的职位，但是高启却不为所动，选择辞归，最终得到朱元璋批准。

其实，高启存有追逐功名之心，他曾在《赠薛相士》一诗中说：“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到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余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

所以在授之以高职的最初，高启还是感到春风得意的，因为他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这时期高启的思想观念已转变，大明一统，对饱经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是好事。因此受到新朝礼聘，高启心中燃起希望之火，他看到了四海雍熙、士农乐业的美好蓝图，曾豪情万丈地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云：“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但是在京师，高启渐渐地陷入一种不安的境况之中，以至于他时时感到如履薄冰，曾作《京师苦寒》长诗，有句云：“朅来京师每晨出，强逐车马朝天阍。归时颜色暗如土，破屋暝作饥鸢蹲。”

    《高季迪先生大全集》清康熙许氏竹素园刻本

明明才学显闻于世，又得到朝廷赏识，前途一片大好，但高启在诗中所表达的，却让人瞠目结舌。早晨上班，是“强逐车马”，有多不愿意啊！下班回家，却感觉灰头土脸，住的地方在他看来简直就是一“破屋”，甚至感觉自己在屋里只是一只“饥鸢”，还是“蹲”在那里的姿态。这要是让朱元璋读到，不知他会有何感想？

曾有干云之志，心怀兼济天下之美好抱负，高启却决定抽身而退，远离是非之地，这究竟因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他看多了朱元璋自攻破苏州后对吴中人士的挞伐，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加之朱元璋对江南文人所持有的怀疑态度，让他如坐针毡，在这样高压的氛围里，他看不到希望，有一种身处夹缝求生的窒息感，甚至感觉活得没有尊严。

总之在京师极不如意，高启过得不自在，他心中有一匹“野马”，“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池上雁》），可现实却是那么令人无奈，“野马终惧遭笼羁”（《家人至京》）。高启还在诗中将自己比喻成“孤鹤”“池上雁”。

高启归心似箭，思乡的念头一天一天地折磨着他。听到雨声，看到早春花开，他便愁绪满怀，“莫如乡园使花落，一枝留待我归看”（《闻雨声忆故园》），“不知别后乡园树，寂寞书窗开未开”（《见花忆故园》）。

他盼着回归自己的田园隐居生活，不必强逐车马上班，只“旧宅一架书，荒园数丛菊”（《效乐天》）便心满意足，闲暇“击木野田间，高歌诵虞唐”（《赠薜相士》）便是逍遥人生。

本来一腔热血，心怀天下，如今在他看来却是“书生只解弄口颊，无力可报朝廷恩”，最好的选择便是，“不如早上乞身疏，一蓑归钓江南村”（《京师苦寒》）。因此，他识时达变，决定抽身而退。

这不禁让人想到另一个人，与高启同是“明初诗文三大家”的刘基。《列朝诗集小传》称刘基前期诗歌风格“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但后期迫于政治气候，“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一改以反映社会矛盾、民生疾苦、世态炎凉等内容为唉叹昭华不再、时光流失等落寞内容为主。

高启则不然，他也抒发故国之思和生民之痛，但自始至终，他精神不萎靡，心境阔朗，懂得进退。清代李重华《贞一斋诗话》对刘基与高启诗才作过比较，说刘基“本领雄杰”，高启“骨性秀出”。

“骨性秀出”四个字，点的非常妙，也能概括高启的人生姿态。高启能知进退，没有这份“骨性”，没有这份“秀出”，何以成全他的“退”。

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位诗人，别名也相类。刘基因出生于江浙行省处州路青田县，而被称为“刘青田”，高启因隐于吴淞青丘，被称为“高青丘”。“一青田”“一青丘”，一个是出生地，一个是归隐地。出生青田的人没有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田里，归隐青丘的人自适自在于丘壑。退而为诗，最适合高启的职业，当是诗人。（未完待续）

潘慕白

校对 盛媛媛

编辑 : 臧磊